由于朝廷盘剥太过,地方府库空空如也,小民百姓亦家无余财。
从汉中运了不少钱粮过来,但利州被搞得一塌糊涂,反而需要朱铭拿出军资赈济百姓。
又在剑门、梓潼对峙两个多月,军粮消耗严重,算上从官兵那里缴获的,顶多能维持现有军队到明年三月。
“得让富户捐钱纳粮了。”朱铭说道。
高景山提醒:“当然得从富户下手,但不能是现在,须得等明年夏粮收割之后!否则这些富户大肆宣扬,小民又愚昧无知,将军好不容易有的仁义之名尽失。这里毕竟不是汉中,也不是金州。”
朱家父子在汉中和金州,民间威望极高,富户自然难以操纵舆论。
而在成都平原,朱铭属于外来者。
初来乍到,根基未稳,骤然让富户摊派,这些富户定然转嫁损失,然后疯狂造谣抹黑。小民被富户盘剥之后,只会憎恨朱铭,仁义瞬间就变成残暴。
高景山给出成都治理方略:“将军发布减税政令,已初步取信于民。当务之急,是整顿吏治。安排心腹掌管户籍与司法,重审积年冤案,趁机撤换枉法老吏,再狠狠惩治大族子弟。如此则光明正大,非但能立威于大族,还能立信、立德于百姓。如此做法,可逐渐控制成都,到明年夏天征税就水到渠成了。”
石元公问道:“我军粮草,只能撑到明年三月,剩下两三个月的粮食去哪里寻?”
高景山指着北方:“城北昭觉寺!”
“妙啊!”
石元公拍手大赞他来过成都好几次:“不仅是佛寺,还有道观,都可趁机清理。”
高景山说:“石先生虽来过成都,也在民间打听过消息,但走马观花只能窥其一斑。昭觉寺建于唐朝贞观年间,在五代时极盛。国朝初年,大宋军队烧杀抢掠,昭觉寺因而荒废破败。但几十年后,就重新繁荣起来。至神宗年间,已是尾大不掉,吕大防奏请朝廷,把昭觉寺从子孙庙改为十方丛林。”
朱铭觉得很神奇:“佛寺还能有子孙庙?”
高景山解释说:“此处子孙,特指徒子徒孙。上一代住持,可指任下一代住持。而十方丛林,则可由官府任命住持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”朱铭还真不清楚这个。
看来古代对宗教管理也有手段,通过任命住持,从而间接控制寺庙。
高景山继续说:“如今的昭觉寺,殿宇三百座,僧舍数百处,仅持有度牒的僧人就上千,另还有大量无牒之僧。可查庙田三四百顷,隐田更是难以计数。”
“如此说来,昭觉寺控制的庙田,可能接近十万亩?”朱铭听得动了杀心。
高景山点头道:“而且多为城北良田!”
朱铭微笑站起:“我既入主成都,自当拜访名刹与高僧。”
高景山提醒:“莫要杀伐太重,昭觉寺的民间声望极好。”
一个占田近十万亩的寺庙,真会有很好的声誉吗?
可以有!
只需在放高利贷时,利息比寻常地主少一丢丢。在收租子的时候,也比寻常地主少一丢丢。灾荒年月,再拿出一点粮食赈济灾民。高僧负责结交官府和名流,这声望一下子就起来了。
神宗朝,官府拿回住持任免权,昭觉寺的收入需要上交。
李畋在《重修昭觉寺记》里说:“兹寺有常住沃土三百廛,涤场敛矫,岁入千耦,井归寺廪,与众共之。有舟航大贾,输流水之钱;山泽豪族,舍金穴之利。五铢一缕,悉归寺府,无一私者……”
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,池塘里种出的藕,归昭觉寺所有(田租估计也是)。而信徒捐赠的香火钱,则必须上交给官府,极有可能还要缴纳田赋。
但仅仅过了几十年官府逐渐失去对昭觉寺的控制,香火钱怎么可能老实上交?
当今住持,法名圆悟克勤,一代大德高僧,在禅宗发展史上举足轻重。
他被宋徽宗两次颁布圣旨,御笔任命为昭觉寺住持(该寺住持有任期,想要连任,须得皇帝许可)。
其亲传弟子,就有五百多人。
其中一百多个弟子,在其他寺庙做住持,影响力遍布全川,甚至波及到川外!
圆悟克勤正在品茶,他对茶道极有研究。以致于后世有传言,他的墨宝“茶禅一味”,被收藏在日本大德寺此墨宝还跟一休和尚发生故事。
这种传言并未得到证实,但他写给徒弟绍隆的信件,即“圆悟印可状”,确确实实存于日本。
弟子绍隆捧着茶盏问:“禅师,正逢皇帝召见,贼寇又据成都,还要不要前往东京?”
圆悟克勤说:“我是住持,我不能走。汝非蜀人,自可往之。”
绍隆乃禅宗虎丘派祖师,但如今只是个普通僧人。他的师父得到克勤佛语,转而讲给绍隆听,绍隆没有完全听懂,于是从江浙来到成都挂单求法。
绍隆说道:“弟子听僧人言,朱贼入城安民,于百姓丝毫不犯。若是遇到,该怎生对待?是贼耶?是众耶?”
圆悟克勤说:“你今称他为朱贼,心中便已有成见,何必再来问我?”
绍隆沉默,静心思索。
“禅师,朱……姓朱之人来了。”一个和尚站在门口说。
圆悟克勤缓缓站起:“随我去迎接吧。”
朱铭正站在寺门外,翻看圆悟克勤的《碧岩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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